东西问·人物丨球王贝利走了******
中新社北京12月31日电 题:球王贝利走了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胡克非
82岁的“球王”贝利,没能熬过2022年。国际足联有关贝利的页面是简短的一行标题:“The King of football”。
不久前,贝利还在病房里观看了卡塔尔世界杯决赛。在阿根廷队捧杯后,贝利在社交媒体中恭喜梅西,他写道:“今天,足球继续以一种激动人心的方式讲述着它的故事。梅西赢得了他的第一座世界杯,这是他应得的。祝贺阿根廷,迭戈(马拉多纳)现在肯定在微笑。”
世界杯期间,就已传出贝利健康情况持续恶化的消息。圣诞节前夕,贝利的子女全部从国外返回巴西,陪伴父亲共度最后的时光,巴西政府则已开始为贝利筹备葬礼。
北京时间12月30日凌晨,贝利走了。
癌症、新冠和多脏器衰竭
70岁之后,贝利的身体就开始出现问题。
先是因为前列腺的问题入院治疗,不久后又发现髋关节坏死,进行了髋关节置换手术。
贝利术后拒绝康复治疗,只依靠轮椅和拐杖出行。由于缺乏运动,他逐渐出现了肌肉萎缩的情况,脊柱、臀部、膝盖都相继出现了问题。
由于诸多疾病导致的行动不便,几年前贝利被诊断患上了抑郁症,在家人陪伴和照料下,贝利的情绪得到了安慰,症状逐渐缓解。
但好景不长,2020年的一次例行体检中,医生在贝利身上发现了恶性肿瘤,位置在结肠处,但已扩散到肺部。
顶级医疗专家会诊后认为,贝利已错过切除肿瘤最好的时机。2021年9月,贝利还是接受了结肠肿瘤摘除手术,并仍需化疗巩固手术成果。
今年初,贝利再次被诊断出结肠癌扩散到肝脏和肺部。
11月底,因“全身肿胀”和“心力衰竭”,贝利再次被送进医院。随后,贝利的女儿埃德森·阿兰特斯·多·纳西门托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贝利此次入院治疗是因感染新冠,出现了呼吸道方面的问题。
世界杯进行期间,全球体育界都给予了贝利关心和鼓励。
12月3日,国际足联在多哈湾上空部署了100多架无人机摆出“早日康复”的字样;在巴西队击败韩国队晋级8强后,巴西队队员集体在球场内拉起了支持贝利的横幅;多场比赛看台上的观众高唱“贝利,贝利”……
12月底,为贝利诊治的医生表示,贝利的肾脏以及肺部都出现衰竭情况,仅剩心脏还有反应。
早在球员时代,贝利就摘除过一个右肾,他曾表示,是因为被对手撞击的次数太多,导致右肾发生病变不得不摘除。
很多人不知道,在贝利踢球的时代,足球场上并没有红黄牌制度,也不允许换人,所以贝利的职业生涯中,经常会遭受极为野蛮的犯规。正是出于保护贝利这样的天才运动员,在南美足球界强烈呼吁下,最终才形成了如今的红黄牌制度。
即便如此,贝利仍然深爱着足球。
足球之王
贝利16岁出战职业生涯首个赛季;17岁代表巴西队参加1958年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进球,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年轻的进球者;半决赛23分钟之内贝利完成“帽子戏法”帮助巴西队挺进决赛;决赛中梅开二度率巴西队成功登顶夺冠。在那届世界杯贝利出场4次打进6球。随后在1962年和1970年,贝利为巴西队三夺世界杯冠军,并为巴西永久保留雷米特金杯。贝利23岁时已在正式比赛出场242次打入319球,算上非正式比赛进球数已超过500球。
由于历史和统计方式的不同,贝利的生涯总进球数一直是个谜。
贝利生涯仅效力于巴西俱乐部桑托斯和美国纽约宇宙俱乐部两支球队,按照各自的官方记载,贝利共在俱乐部打入680个进球,加上为巴西国家队打入的77个进球,总进球数为757个。
而《吉尼斯世界纪录年鉴》认定,贝利从1956年至1977年,在1363场比赛中打入1279个进球,由于贝利退役后还在纪念赛中打入两个进球,所以国际足联和南美足联一直认定贝利的进球总数为1281个。
贝利本人则认定,其在职业生涯中共打入了1283个进球。2013年贝利出版自传名为《1283》并且只发行1283册进行纪念。
事实上,无论哪一数据都难以让人感受贝利在足球场上的能力。他职业生涯有超过65%的比赛没有被影像记录下来,对足球爱好者来说,这是一个巨大损失。
贝利是世界足球史上稀有的全能球员,放在锋线上能拿出极好的进球能力,放在边路,其盘带、摆脱和过人能力也非常过硬,即使回撤到中路,也能成为最强的组织核心。更令人震惊的是,身高一米七五、司职前锋的贝利在桑托斯队竟有4次出场担任门将,在巴西队的一次友谊赛中也作为门将有过出场记录。
在贝利的巅峰时期,对手甚至需派出3-4名球员防守他。即便如此,贝利仍可轻松突围。足球在他脚下灵活自如,他就像是球场上的野兽,迅捷、凶猛。
如今,形容巴西足球风格,人们总会说“桑巴”,事实上,巴西足球传统风格叫“任加”(Ginga)。
那是一个起源于16世纪殖民时期的巴西传统文化,是一种防身术。灵活、敏捷、富于柔韧性和爆发力,上世纪中期,巴西足球运动员将“任加”带进了足球场,并认为那是巴西足球的标志。任加踢法最常见的动作包括杂技般的带球过人、倒挂金钩射门以及用大腿或背部传球。
1950年世界杯,巴西队在决赛输给了欧式足球风格的乌拉圭队,令很多巴西人认为,是时候放弃“任加”了。但贝利不同意。1958年世界杯,贝利不仅证明了“任加”的魅力,也让巴西足球看到了信心和未来。巴西人开朗自信快乐,极具表现欲的巴西运动员一代又一代地传承着“任加”。在本届世界杯中崭露头角的里沙利松、安东尼等年轻人身上,依然可看到“任加”的影子。如果没有贝利的坚持,巴西足球的风格一定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为足球,贝利做了一切
1977年10月10日,美国纽约宇宙队为贝利举行了盛大的告别赛,赛后贝利在队友和观众的欢呼中挥泪离场,结束了非凡传奇的绿茵生涯。
退役后,贝利曾做过巴西体育部长,试图改变巴西足球混乱的赛制和腐败;曾出任联合国的大使,帮助各地贫苦少年通过足球重燃对生活的热爱;还曾在电影《胜利大逃亡》中饰演足球运动员刘易斯,重现了自己的倒勾绝技。
只要与足球有关的事情,几乎都可看到贝利的身影。在贝利看来,自己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足球,都是为了巴西,自己很快乐也很幸福。
2022年12月18日,巴西队遭到克罗地亚队淘汰后,贝利曾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其中说到,“如果你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那么你的机会会比别人更少、梦想也会更加遥远。他们的痛苦并不会比他人更深,但他们会受到更多人的评判,不是么?但与此同时,他们在胜利时的喜悦也要更多。”
“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们对足球如此疯狂,也许是这项运动中我们友谊的集合所带来的爱;也许是进球那一刻的欢呼能让我们忘记生活中的一切烦恼,哪怕只有90分钟;也许是足球在对抗贫困、饥饿和毒品时所传递的爱,它存在于一个个小的社区之中,并组成了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就是这项美丽的运动所带给我们的,在巴西尤其如此。”
2020年11月25日,马拉多纳去世,得知消息后贝利曾第一时间表示,“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世界失去了一个传奇,我希望未来有一天,我们能一起在天上踢球。”
现在,马拉多纳应该已经见到贝利了吧。(完)
中新社70年丨从“海棠院”出发,他走在最前面****** “从47个开始” 1952年9月14日,44岁的廖承志走出家门,向东行二三百米,走进了“海棠院”。 ▲《中新社人文地图》,章新新绘“海棠院”是以种植海棠树而闻名的老四合院,坐落在北京东城区北新桥三条(以前叫“王大人胡同”)东头北侧的中侨委大院里,是清朝理郡王府的旧宅,距廖公家很近。他家小院东墙,开了一个小门,便于他到中侨委大院上下班。 当年,《乾隆京城全图》中,曾描绘过“海棠院”,它是康熙长孙住过17年的故居。近晚,日军占领北平,小院曾沦为伪满洲国使馆。1949年之后,原是中侨委的办公场所,后来成为筹备中国新闻社办公的地方。侨领庄希泉曾居于此。上世纪80年代,还曾是国务院港澳办的办公地。 1952年,夏末秋初。这一天,中侨委副主任廖承志来到“海棠院”,出席建立中国新闻社筹备会议,做动员讲话。当时,参加中国新闻社筹备工作的,共有47人,因此这篇讲话就被命名为:“从47个开始”。他说:“现在,你们有47个人,这在开头已经不算太少了。新华社起家的时候,才5个人嘛!” 打破关门主义 怎么样办好中国新闻社是筹建中国新闻社工作中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廖公在讲话中向中国新闻社的同事发出了“打破关门主义,反对教条主义”的号召。 ▲廖承志历史资料图片,中新社发廖公特别强调,报道要“群众化一些”,要做到这一点就得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要使报纸能够办下去,但是现在有的人只求痛快,不顾政治后果,这是不对的。应该做到既能坚持立场,又能使报纸生存下去,否则是没有好处的。 第二,有些朋友很天真,不懂得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不知道根据具体情况照搬国内的一套,是常常要犯错误的。 “应使华侨对中国新闻社有好感”,他说,“中国新闻社首先要解决消息的形式问题”,“要如何使华侨看了不会感到它一点生气也没有。要做的有分量,就应掌握华侨的特点,了解其困难,报道要有特色。” 筹建中国新闻社过程中,时近新中国成立三周年,中国新闻社组织了一批试播稿件,报送廖公审批。有一次,在一篇800字的综合报道稿件上,廖公批了6个字:“太长!太长!太长!”连用了三个惊叹号。 廖公在筹建中国新闻社初始,就为建构中新风格确立了基本路向:打破关门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报道要“群众化”,为广大海外侨胞生存发展服务,为广大华侨报纸生存发展服务。 反对“文抄公” 从“海棠院”出来,西行不过一二百米,就到了原来中侨委的小礼堂。“文革”之前,中国新闻社的重要会议多曾在此举行。 1965年3月12日,廖公在这里接见中国新闻社分社会议代表并发表讲话。讲话主旨,非常鲜明,就是反对“文抄公”。 廖公特别强调,“中国新闻社是要把富有高度政治性的新闻,消化成为华侨中间、落后读者能吸收的东西。这就需要马列主义水平更高一些。‘文抄公’不是马列主义。正是这样,我说,中新社编辑部的立场观点、思想方法,应当有高度的马列主义,而形式是爱国主义”。“我们天天发出的消息,是不是上政治课?上政治课是对的,但不是教条主义的政治课。不是没有血肉的、无的放矢、‘文抄公’和教条主义的政治课。” 他说,“报道不要啰嗦、过长,要简短有力”,“中新社的报道,要根据马列主义的解说,把事实编排起来,要以思想理论的指导去摆事实,用事实讲道理,用事实讲话。中新社更要注重摆事实,以事实教育、团结华侨。” 对有些事情,廖公不主张对外公开报道。他一口气举了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反对封建迷信,如说‘大中华’(香烟包装盒)上两个华表是‘封建’;‘红双喜’(香烟包装盒)也要改,这是胡闹,不能报道”; 第二个例子,“宣传增产节约,不要去报道‘不买猪肉就是爱国’”; 第三个例子,在讲话现场,有同志问,对贫下中农的作用如何报道?廖公当即说,“中新社在一个时期,综合报道一下就可以了”,“如‘李双双’,在国内受欢迎,国外看不懂。” 廖公一再强调,“要提高通讯社的威望,切忌‘文抄公’。”他讲的“文抄公”,不仅仅指报道风格,也是说办好中国新闻社,要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的报道方针。在当时,廖公的讲话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听高调的人总是少数” 从原来中侨委小礼堂往北走,不远就到了中国新闻社旧办公楼。在旧办公楼的一楼,有一间面积不大的放映厅,可以坐四五十人。“文革”之后,中国新闻社复办,最初在小礼堂办公,上世纪80年代才搬到旧办公楼,小放映厅也成为中国新闻社举行内部会议的首选场地。 1981年2月26日,廖公在这里参加中国新闻社分社、记者站会议,发表即席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中国新闻社的工作要“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他说,要“最大限度地加以灵活应用,面对国外,主要面对海外华侨,还有中国血统已加入当地国籍的华人、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它的工作对象还可以扩大到和这四种人有密切联系的外国朋友。” 他特别强调,“你们中国新闻社应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这个灵活性是讲面对着复杂的群众,你说它是中间的也可以,说它是中间落后的也可以,甚至是完全落后的也可以,但是我们必须争取他们。” 他反复叮嘱,“不要忘了一般群众,不太了解我们情况的人,你对他们唱高调,变成对牛弹琴了。所以还要看对象。注意针对性,才能够定合适的调子。要不然,情况不同,对象不同,你弹出来的声音还是一个样子,那就不太对头了。就外面的读者、群众来讲,还是两头小、中间大,这是一个规律。听高调的人总是少数。” 不穿“干部服” 要说“家常话” 这次讲话的背景是,当时中国新闻社刚刚恢复建制不久,业务发展日新月异,中国新闻社的同志都希望廖公出来讲话,把中国新闻社确定为“国家通讯社”。 廖公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新社是什么性质的通讯社”。他说,“中新社就是一个国家通讯社”,“不能认为中新社是同仁通讯社,也不能认为中新社仅仅对华侨宣传,就说它是一个杂牌通讯社”。 同时,他一再说,中国新闻社的报道“不要忘了一般群众”,不应该穿“干部服”,不应该像个官僚,不说官话,要会说家常话。对于怎样坚持和发扬中新社风格,在这篇讲话中,廖公阐述得很清楚,且反复地讲,苦口婆心,真是千叮咛、万嘱咐。这篇讲话是廖公到中国新闻社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也成为他对中国新闻社工作的“最后嘱托”。 孵出来的是鸡还是鸭? 廖公每一次到中国新闻社讲话几乎都没有讲稿,即席而谈,开门见山,不讲官话,没有套话,谈笑风生,诙谐幽默,提纲挈领。 从“海棠院”到小礼堂,再到小放映厅,廖公的这三次讲话,在中新风格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回答了“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将走向哪里”的重大问题,是中新风格生成、发展、成熟的历史样本。 始终不渝地坚持爱国主义报道方针,坚持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坚持为海外广大侨胞服务,是廖公对外宣传思想活的灵魂,也是中国新闻社历经历史曲折获得的最重要的历史经验。 他不是中国新闻社的编辑记者,也未在中国新闻社担任过任何职务,甚至他的履历表上也没有他与中国新闻社历史渊源有关的文字记载。但一早一晚,他常常要听取中国新闻社工作的汇报。晚饭后,他有时还会到中国新闻社总编室,了解发稿情况,审看稿件。 1952年9月14日,“今天,中国新闻社成立了,算是母鸡下了蛋。但是这个蛋,孵出来的是鸡还是鸭,要靠大家的努力来决定”,“从47个开始”那篇著名的讲话之后,中国新闻社的队伍从“海棠院”出发,日益壮大,浩浩荡荡。七十年了,在这支队伍的最前面,一直走着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廖承志先生。 ▲本文作者章新新(资料图) 中新社记者 韩海丹 摄作者:章新新(中新社原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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